不能用大学生填补“民工荒”2011-02-18这想法似乎不错，但有多少大学生会来应聘这些岗位？这些岗位又能真如设想的提升岗位内涵吗？现实情形是，很多地方一边是农民工招聘现场用人单位招不到工，另一边是大学生求职市场人满为患。只有少数大学生去赶农民工招聘专场。
在笔者看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不能用大学生去填补“民工荒”，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需求不同。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一大原因，是服务业不发达，仅占GDP的40%，而在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0%。服务业是吸收大学毕业生最多的领域，如不发展服务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只能到第一产业（农村）、第二产业（制造业、加工业），包括到基层中小企业找工作。这正是当前我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做法之一：鼓励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农村、基层。
由于“民工荒”，这一做法在一些地区、学校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一些教育部门官员在各种场合批评大学生就业观念，认为有很多岗位找不到人，大学生只需转变观念，放下“身段”，完全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不得不说，这可能会加剧大学生就业难，也会加剧“民工荒”。如果让大学生去填补“民工荒”，会贻误产业结构调整，掩盖深层次经济发展问题，而能吸纳更多大学生的服务业，还不能得到发展。如果我国产业发展处于低端，就需要大量技术工人，“民工荒”也就进一步持续。
而如果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不接受大学教育完全一样，谁还愿读大学？这会出现严重的教育浪费、人才浪费，也会催生读书无用论。如此，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 />谨防另类招聘催生另类陷阱2011-02-18老板们招工心切可以理解，但这样的招工做法，也有可能会招来一些麻烦，比如：对雇佣者的伤害，引发劳务纠纷等，需谨慎为之。
要知道，这样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的。再此我可以举出一些类似事件做前车之鉴。在成教招生界，各高校为应对开学招生慌，也以正规或不正规的形式委托第三方当中介，很多不规范的招生方在高价的提成下，把目光对准应届高考生，不惜欺蒙拐骗，达到招生目的。由于，而学生相对单纯，法律知识淡薄比较容易受骗，很多这样的中介方自身流动性又大，预谋性强，很难追究到相关方的责任，在诸多因素下，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现象都很猖獗。（笔者就耳濡目染很多此类事件）哪怕是现在，每到开学，此类事件都频频发生，屡禁不止。这是有大量的媒体相关报道作证的。
而“用工荒”托人招工的方式和上述现象又有何其相似！部分被介绍去的打工者文化程度并不高，法律知识更淡薄。首先，临时的中介人，并非专业的招聘人员，也不是来自正规职介机构，对相关雇佣关系，用人单位情况都不甚了解。在主观上，传达信息可能会产生误差。
另外，在高额的中介费这种利益的驱使下，也容易让一些介绍人在招工过程中难守诚实，对一些福利待遇进行虚假夸大传达，乱开“空头支票”。而且，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一些不法分子又会乘虚而入，参与这种“空手套白狼”行为，甚至利用这种信任去做其他犯罪活动。
而介绍人随意开下的这些空头支票，比如福利待遇的夸大承诺，在雇佣方无法兑现的情况下，又容易引起新的劳务纠纷。和招生事件一样，中间人从中作梗而导致，责任同样难以追究。
其实，各位老总们不必忙着使怪招，这些做法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多让点利，福利待遇多改善，自然能吸引到人。物价飞涨，涨点工资也实属应该。没招满人的也稍安勿躁，让打工者们春节多休息会，大部分还是会返回来的，毕竟，相当部分人必须进城务工的现状也不可能突然转变。何况，年初“用工荒”现象也正常，近些年，每年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实在还是急着找人介绍，还是劳烦授权正规职介机构，免得无意间又“误伤”了打工者。
' />留住农民工可向德国学习2011-02-16经济危机后，美国与欧元区的不少国家都陷在危机泥潭中难以自拔，但德国经济却一枝独秀。近期出版的《经济学人》对德国经济的优异表现进行了专题分析。研究发现，德国经济迅速复苏、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靠强大的制造业出口带来的。在发达国家由于人力成本高涨，大都选择了逐步把制造业外包的背景下，为什么同是发达国家的德国制造业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且竞争力强劲？是靠压低工人工资吗？非也。德国工会的力量异常强大，工人的工资与薪金在发达国家一直口碑很好。其实德国出口奇迹是被称为“隐形冠军”的中型企业创造的。在目前全球分工越来越细的专业领域内，德国的这些中型企业可都是它们所在行业的领头羊。为什么德国的中型企业能够成为行业冠军？有四个最关键之处：其一，出现不景气时公司与员工抱团渡难关，在危机时刻并不像美国的企业那样，通过解雇工人来降低开支以自保，大多数公司并不解雇员工，公司管理层与员工一起通过降薪来渡过难关，从而保证公司一直有高水平的技术骨干；其二是对员工持续不断的技术培训；其三是各公司在制度上保证技术优秀工人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其四是公司的管理层与技术工人的薪水差别并不巨大。
其实我国已有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开始学习德国人的这种做法，并且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去年在浙江台州参观考察，发现台州是全球工业缝纫机的隐形冠军，占了世界60%以上的市场份额。领军的是一家年产值已过15亿元的公司，该公司由三位白手起家的农民兄弟创立，但在技术上已打败国外竞争者，成为全球的行业霸主。为了留住公司外来技术人才，公司不但为外员员工子女入学提供方便，而且还资助他们在当地买房置业，使打工者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减少员工流失率。优秀员工也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钻研技术攻克技术难题上，从而确保公司的产品质量，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去年11月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农民工圆桌讨论会，这次会议与一般的研讨会不同之处在于邀请了不少农民工代表参加。会上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农民工们真正最关心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户籍、社保等问题。按优先程度，他们其实最关心的是孩子能不能在打工地上学，解决了上学问题之后是能不能住上便宜点的房子，以及能不能学到技术本领等，这些问题都是很眼前很现实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看最近的各种报道，讲东西部为了抢夺农民工，打出每月4000多元的高薪等等。高工资当然好，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定要善待他们,从各方面真正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够更长远地留住他们，再也不用这样每年来回折腾，来回招工。可以通过厂办子弟学校、合建廉租房等，解决农民工们最关心的问题。留住他们的心，也就留住了他们的人，也就等于解决了企业自身的后顾之忧。
' />争夺农民工是妨碍正常劳动转移2011-02-16其实，争夺农民工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人为干预职业与区域配置不适当的行为。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指出：一般来说，引起工资价格与特定素质的劳工之间工资产生偏离的原因，也是对国民收入造成损害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分成三大类：无知或知识不完备、转移费用以及外部对转移强加的限制。
从提高国民收入的角度看，对不同智力水平的劳动分工进行合理分配，是市场经济调整的结果，根据市场经济，引导劳动者从事适合自身素质的职业非常重要。我国地区之间的梯度发展，使劳动力地区转移结构相应转变。我国东部转型、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使内陆地区经济增长加快，吸引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向内陆地区转移，而东部地区经济转型所需的技术工人供给不足。
也就是说，由于争夺农民工，当不同职业和领域的附带优缺点没有被参与其中的劳工所充分认识并加以考虑时，劳动配置的方法将会使边际净产量价值的均等程度，超过有利于国民收入时的均等水平。这将破坏新一代劳动者进入各个行业时所应有的初始分配，以致影响个人职业生涯和国民收入分配。
在国家要求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下，存在着不同地区和不同职业之间进行劳动转移的机会，只有人口实现自由流动和迁移，居住人口才能向最适合的区域居住，不同素质的人口在其最适宜的地方就业，这样才能使人力资源配置区域发展更好。
然而，由于争夺农民工的存在，引导农民工走上了不适合的就业岗位，由于农民工缺乏对自己职业的长远规划，从而使劳动转移偏离正确方向，这将对区域经济和国民收入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狄尔泰说，人“只有将自己同他人进行比较时才能认识自己的个性”。这就是说，人不能自己认识自己现在的本质，人只有通过认识他人现在的本质，来实现对自己现在的本质的认识——即依托市场力来实现人力资源与区域的整合：
第一，通过市场机制整合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包括消费市场、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技术市场等，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全国不同城市、地区间的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优化，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第二，政府不要过度干预市场机制的合理分工和布局。根据各区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和层次，形成产业的错位发展，必然会在市场作用下进行有效的地域分工，并因此带动人口产业分布的有机整合，进而提高区域内各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摘自作者博客，有删节）
' />比“抢”更紧要的是让寻梦农民工放下行囊2011-02-12下达招人指标，车站码头围追堵截，承诺加薪，长途大巴家门口挖人，地方政府和用工企业放低身段，笑脸温暖得让人有些难以置信，而浙江和珠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更是到了近乎拼抢的地步。农民工行情看涨，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香饽饽，似乎旭日阳刚催人落泪的《春天里》一唱，农民工群体的春天真的要来了。
我不能说，地方政府和用工企业“求贤若渴”，对农民工开出的条件都是“空头支票”，都是虚情假意。但可以肯定的是，看似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种种关怀对于农民工而言，并非近在眼前，唾手可得，而是远在天边，是需要去“讨”、去“争”的，而一些权利无论怎样去争讨，现阶段也都是水花镜月。正如贾平凹写作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小说《高兴》，主人公叫刘高兴，越写他的惬意，越写他的快乐，心里越沉重，怎么真的高兴得起来呢？在贾平凹的眼中，农民工的命运其实“早已决定了”的。
农民工的命运是由什么“决定”的？贾平凹没有回答。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变化，正从过剩转向紧缺。“民工荒”看似是微观经济中的小事，却真实地反映了宏观经济中的分配不公等诸多严峻问题。在我看来，决定“刘高兴”们命运的，有社会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原因，而不是所谓的短期性、局部性问题使然。
一直以来，城市把农民工当成过客，实行“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现行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将农民工排斥在外，导致进城打工的农民在城市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无法在城市中扎根生存。保证农民工“进得了城”，还要保证农民工进城后能够“留得下”，无疑是中国目前最突出、最紧迫的社会问题。
农民工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虽然已经市场化，但上层建筑仍然停留在计划体制；劳动力要素虽然已经市场化，但户籍制度仍未给劳动力松绑。农民工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怪胎，是改革不完善、不彻底的结果。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中国农民工数量约2亿人，农民工家庭人口约5亿人，在如此庞大规模的由乡到城大迁徙的背景下，对于包括“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为什么迟迟看不到有关方面改革的决心和诚意。
同过去召之即来、挥之也不去的用工情形相比，进城农民工开始“挑挑拣拣”，用人单位扯开嗓子招工却应者寥寥，应该说是一大进步。在经历了30年“见物不见人”的发展之后，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城市尽管“临时抱佛脚”地向农民工伸出橄榄枝，也很难得。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和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也不是自然而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基本实现了代际替换的农民工群体，相对于上一辈，他们更相信自己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等有着更低的容忍度。如果不尽力满足他们的市民化需求、社会保障需求、教育需求、发展需求，让大批寻梦的农民工放下行囊在城市落地生根，而是功利化的施予“仨瓜俩枣”，“民工荒”问题难免经年累月地“春风吹又生”。
' />别忘了乡村也有用工荒2011-02-12“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仿佛一夜之间，农民工成了香饽饽，此起彼伏的民工荒或可佐证这一点。在公众的惯常视野里，用工荒多存在沿海的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带，殊不知，用工荒还存在劳务输出基地，而这往往为人忽略或漠视。今年春节，我回到地处平原乡村的老家过年，在家待了几天，深有感触。
虽是春节期间，但村子有些萧瑟，并没有多少我想象中的喜庆。庶几接近鲁迅笔下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按说，过年应该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杀猪宰羊，喜气洋洋；老人含笑，儿童嬉闹；对联殷红，鞭炮轰轰……可是，我的乡村却很寂寥，原来很多在外打工的青壮劳力并没有回家过年，村子里多是年老体衰的老人。不回来，也许有不回来的考量或苦衷，而不回来带给乡村的不止是寂寥，还有用工荒——
众所周知，前段时间我国不少地方极旱，旱到什么时候？麦苗轻轻一搓，就碎成粉末。为保收成、保丰收，抗旱是当务之急，然而，抗旱遭遇了极大的困境，且不说无基本的抗旱设备和水利设施，连应有的人力都找不到。人呢？在外打工的劳力多数没有回来，老人即便有心，但无力，“民工荒”的一大后果就是无人抗旱。用工荒仅仅体现在抗旱吗？当然不是，前几年，我就见到不少良田抛荒，地还在，没人种，青壮劳力几乎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当然，用工荒不止局限于我的乡村，揆诸媒体报道，可以看到有不少反映。据报道，广西扶绥县东门镇喜获甘蔗丰收，工钱从45元／吨上涨到70元／吨，仍找不到砍蔗工。守了十几天，蔗农梁荣没能“抢”到一名工人；蔗农何泽路“等了十多天，连个人影都没见”！何泽路很焦急，因为再过一段时间榨季就结束了，家里还有200亩甘蔗没砍。
乡村是农民聚居地，最不缺少的应该是农民、民工，但居然出现用工荒，乍听起来有点黑色幽默，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在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少农民之所以背井离乡、涌进城市，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进城打工远比在家种地划算，换言之，在种地成本较高的现实语境中，种地不如打工。
更可确定的是，乡村出现的民工荒一时很难改观。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有关。何为“新生代农民工”？坊间的定义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这一特征就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有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愁渐渐淡薄，他们对故土有疏离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已经与市民差异不大，他们对城市有认同感，强烈渴盼融合城市，成为新市民。换言之，他们不愿意回到乡村，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或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由于年事逐渐走高，已经无法承担高强度的乡村劳作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面临着一系列制度性掣肘，好在去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备受好评，值得激赏，但由此便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何以缓解乡村中的用工荒？
“自己都缺人，哪里还能大规模组织人员外出打工？”一名西部官员如是说。我们还看到，当下，一些西部的就业部门正在劝说外出打工者“帮助家乡建设”，而不再主动宣传、组织人员外出打工。种种迹象表明，这样做或可缓解当地、乡村的用工荒。问题是，如果不让农民外出打工，当地能提供得起体面的待遇吗？笔者认为，当前，相关部门应该关注城市民工荒和乡村用工荒了，农民无论是留守在家还是外出打工，都应该保持他们体面就业、尊严生活，并且应采取措施，平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用工荒。
' />用工荒谁家欢喜谁家愁？2011-02-12还有一成的网友，对此表示“愤怒”。雇主们一时间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工资待遇一涨再涨，为何用工招人难上加难？在西安开了20年理发店的郭女士，最近有了关门了断的想法。年前她算了笔账。店里雇了一个理发师和两个小工，每月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是7000元。除去固定要交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和温饱，一年下来，自己几乎颗粒无收。“我每天早上9点准时到店里，可雇的理发师中午才来，年前还给他们每人额外包了红包，没想到刚过完年，就都打来电话说不过来了，现在想招人都招不到。越干越没劲，感觉最惨的就是我们这些中小规模的经营户。”
2月10日，在招聘会现场坐了一上午，雇主刘先生只等来一位愿意填写个人资料的应聘者，这在往年，是无法想象的。刘先生说：“勉强招来的人，能吃苦耐劳的越来越少，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
咸阳农民工张晓鹏，心里有一笔自己的账。28岁的他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工，已整整十年了。“打了十年工，总感觉无法融入城市人的生活。这些年来，我的工资从最初的每月600元涨到1800元。可生活成本也在不断增加，现在每月租房、吃饭、交通通讯的费用支出近1000元，一年下来，如果不生病的话，最多也就攒1万元钱。想靠打工挣的钱在城里买套房扎根，对我来说就是天方夜谭。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打工不是我的出路，只有放弃。”
“有没有固定假期？收不收押金？办不办三金？签不签合同？”招聘会现场，这几个问题在农民工口中频繁出现，只要雇主稍有犹豫，不等招聘方发问，多数应聘方立马转身离去。走访西安各个人力资源市场，二代农民工更是成了抢手货。“明知这些人流动性很大，但有总比没有好。只要不怕费时费力，人虽难招但还是能招到。”为给企业招工，很多雇主已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今天的农民工，不会再是只为生存而奋争。返乡后的张晓鹏曾对村里的年轻人说，生命如果过得没有意义，存在又有什么价值。在这场“用工荒”的博弈中，农民工和雇主恪守着各自的底线，正在进行着一场胜负难分的较量。2011用工荒，却道是欢喜还是忧愁。
' />用工荒是社会肌理的自我调节2011-02-12浙江绍兴年前就求助重庆涪陵、四川联系，希望对方节后输送劳力，但要求被拒绝，两地反而希望在绍兴务工的当地人回去“帮助家乡建设”。这个典型事例预示着，用工荒将不只是季节性问题，即便年过完了，农民工歇够了，也未必候鸟般飞到东部去。
一排排的机器因人力不够而闲置，用工荒，企业心荒，地方政府也心荒，各地都在寻求解决办法。但客观的说，用工荒是一件大好事，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自我调节方式，就像20年前，大批农民被当地政府领着到沿海找工作一样。
用工荒的前身，是民工潮。“世界工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大批农民进城务工，转变为工人。世界工厂发端于沿海发达地区，其经济生活水平都大大超出内地农村，因此农民通过打工可以改善生活。
但是，20年过去，“民工潮”却变成“用工荒”。因为经济时态不同了，社会时态却未跟上。用工荒是一个表象，或说，是社会肌理的一种自我矫正之痛。
需要矫正的，一是企业结构的自我调整问题。 在世界经济气候下，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脱离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企业转型升级，已上升到国家宏观政策层面。但政策是政策，市场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用工荒”是人力市场的自发信号，用工越荒，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依存性就会越弱，转型势在必行。
另一个是民工的权利与福利问题。民工潮20年，至今农民工已是二代三代，他们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就收入而言，他们尚不能与老板对话，就福利来说，他们基本是被遗漏的一族，就维权来说，他们是最弱势的群体，而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他们既不如城市，也不如农村。“用工荒”未尝不是候鸟般的农民工用脚投票，来争取自己权利与福利，以求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的提高。客观上，这形成了一种压力，要求企业在人力使用上规范合法，更人性化，要求政府在政策配套，制度管理上更全面，也在农民工融入城市这样的社会问题上有所作为。
农民工用工荒，大学生就业难，经济过快发展造成如此奇特的两极。用工荒会让农民工收入较快增长，就业难会相对抑制城市白领的收入，由出身带来的差别从某个角度说也正在会合中——这未必不是另一种公平。
' />节后“用工荒”再促“转型升级”2011-02-11春节假期刚过，“用工荒”重又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如本报昨日报道，正月初七第一个上班日，杭州市外来务工服务中心开门，405家企业提供1万多个岗位，而到场的外来工却只有600来人。当然这也并非杭州以及浙江独有的现象，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都普遍面临“用工荒”难题。
相信再过几日，比如正月十五之后，将有更多的外来工自农村返城，“用工荒”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一个新变化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外来工与用工企业之间，双方地位的强弱之势已经悄然互换——这种互换首先呈现为外来工找工作时的悠闲心态，他们不再急着返城，不再数十人去争抢一个岗位，每个人脸上似乎都写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几个字；而与外来工的悠闲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用工企业的抓狂。
面对“用工荒”，许多企业纷纷推出“高薪”、“高福利”、“优化员工工作及生活环境”、“建立企业文化”等举措。这种现象让人欣慰，它从一个侧面说明，“用工荒”对于提升企业层次、保障劳动者权益也有其正面意义。但需要清醒的是，上述这些举措，以及很多人主张的户籍改革、让外来工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权利等，对于“用工荒”而言，都只能济一时之急，却非长远或根本之计——在农民工数量相对固定，而中西部等主要劳动力输出地，其“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已蓬勃兴起的当下，“用工荒”只会越来越加剧；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农村教育状况的改善，只能被迫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数量将会越来越少。
怎么办？四个字：“转型升级”。就具体的企业来说，是升级生产模式，创造新型产品；就一个地区的大局而言，则是转换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是沿海经济经过十数年长足发展之后“脱胎换骨”、“登堂入室”之必须，更是对“用工荒”的未雨绸缪；“转型升级”同时也是有效化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途径——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摆脱“劳动力密集型”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由低端向高端转型，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市场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越来越多的岗位。
遗憾的是，我们喊出“转型升级”的口号久矣，而面对越来越加剧的“用工荒”又必须承认，我们在“转型升级”上还远远未见成效。对此，那些陷入“用工荒”的企业需要冷静思考如何改弦易辙，而作为政府则需要反思，还有哪些服务不到位，哪些政策没落实，哪些制度尚需改善。对于具体的企业而言，是否“转型升级”属于市场中的自主选择，而政府则需要给它们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给它们更多的出路，比如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经营领域。
' />“用工荒”问题应作更清晰地区分2011-02-10从2003年珠三角地区第一次出现了“用工荒”起，近几年来，上海、江苏、浙江一些沿海地区都会在春节后集中爆发大规模的“用工荒”，一些对外出口的企业因为缺少工人而开不了工，甚至停产。“用工荒”问题长期被归于农民工对于待遇的要求提升，以及“三农”政策带来农村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村劳动力不再热衷于外出打工等原因，我们认为“用工荒”问题还需要细致地加以区分。
“用工荒”既可能是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也可能是比如春节时段这样季节性、暂时性的。目前来看，一些地方出现的“用工荒”仍是季节性的。用工荒在春节期间集中显现，一方面是因为回家过年是传统文化习俗，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国际订单不会因中国的春节而减少。农民工辛劳一年，缺乏各种休假福利，其他时间极少有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春节便成为了他们唯一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这也是他们自我福利化的体现。
从经济层面看，“用工荒”中虽然不排斥有提高待遇的诉求，但劳动力价格是在市场中确定的，在中国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的情况下，民工工资在短期内可能很难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可能偏离市场规律。
但是，民工整体上的福利待遇，仍需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加以足够的重视。农民工依旧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他们处于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除了输出劳力，很难提出更多的经济与福利诉求，一些民工甚至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民工候鸟般地来去，离去的时候没有合同的牵绊，便没有按期回来的义务，这也正反映出劳资关系与劳动管理的脆弱性。
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衰退期已经到来，企业只有进行产业升级、改善劳动者待遇才会度过难关。目前来看，春节后暴发的用工荒和“人口红利”衰退之间还不能完全划等号。 “人口红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工业化初期，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工业部门会不断吸取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供给不再是取之不尽时，劳动密集型产业才会失去优势，企业和雇主只有加快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工资福利、改善劳动条件，才可以缓解用工不足。
虽然目前的“用工荒”是季节性的，但不意味着劳动力总量供给的时代不会来到。因为种种原因，我国正在透支未来数年的劳动力供给，在更长时期之后，我国是否还有充沛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将成为一个问题。长远看，如果劳动力供给不足，“用工荒”成为总体性而不是季节性的，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将会受到影响。
总而言之，“用工荒”问题不应笼统看待，应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有明确地区分，在暂时性季节性的“用工荒”与未来可能面临的劳动力人口不足之间也要有清晰的判断。
' />短暂“民工荒”，常态“民工弱”2011-01-26这无疑违背了《劳动法》。请假，无非是不拿工资而已。扣三倍工资，就是请假罚款。请假要被罚款，这是无论怎样都说不过去的。
宁波雅戈尔的这个规定，适用时间是“春节放假前5天和春节上班后5天”，这就是说，春节法定放假，公司还是执行了。尽管有订单压力和“用工荒”，企业没有把工人的春节假也给克扣掉。
订单压力和“民工荒”，最容易在春节暴发。春节，中国人都要休息的。但海外市场并不因春节而休息，这就产生了订单压力。春节时，民工纷纷回乡，很多企业要正常运转，这就产生了“民工荒”。
近些年，“民工荒”之所以频频出现，引起人们对民工工资增长问题的议论，认为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深层问题。其实不然。虽然，提高民工工资绝对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民工荒”不是工资低形成的，好多民工，工资一拖一年，不也还在干活吗？ “民工荒”基本上只在春节或农忙时短时出现，也表明“民工荒”基本上不是工资问题。从总量来说，春节和农忙形成了农民工供应的短缺，这是临时现象。
宁波雅戈尔的三倍扣钱通知，应该确是订单压力和 “用工荒”逼的。春节前后用工有问题，是客观事实。但解决方式不是用“工资协商”的方法，支付更多的工资，吸引工人早日回厂，而是用罚款的办法，迫使工人就范，这既可见劳方与资方的不同地位，也可见《劳动法》的效力实在可怜。
资方能够宣示请假三倍扣钱，就是没有担心用工真正成荒，而是知道劳动力供应充足，春节的问题很快就会过去，找工的人总是很多的。同时，资方也很清楚，违背《劳动法》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工人面对这样的通知，心情不会好，但不得不接受，因为工作机会总体还是难得，而且工人的集体行动能力也有限。
这样，不管怎样，资方有利。工人按时离厂回厂，资方订单压力消除，这是上策。工人不按时离厂回厂，这是资方也不乐见的，但毕竟也降低了一些成本。这样来看，资方的扣款通知，确实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让工人按时到厂。但我们难道能说，因为这只是手段，而且目的合适，就要给予理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合同关系的脆弱。在中国，民工与企业的关系极不平等，劳动用工基本上是临时的，很多人甚至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各种国家规定的用工保障也缺乏。这总体上加剧了工人的不利地位，但在春节这样的特殊时期，也短暂地使企业失去了有效管理工人的可能。
春节前后，有太多的企业陷入用工短缺，而民工归乡心切，回乡后又希望多待一些日子，他们与企业之间本身关系极为松散，且不谈对企业的忠诚和依赖，就是 “按时到厂”这样的基本管理，也未必在意。但资方的这种短时烦恼，并不足以使之与工人形成良好的劳务合同关系，因为更多的时候，让工人处于弱劳动合同保护状态，资方的收益实在是更大的。
春节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时节。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人的心理节律、生活节奏、文化感觉，在春节集中体现。这个独特的文化，使人们毅然返乡，与亲人团聚，从而造成了按“全球化”组织生产的资方的短时苦恼，短暂地使人觉得民工变“俏”了。但事实上，民工的弱势地位是强固的，所以资方哪怕希望工人按时到厂，也不必利诱而只须威压。在“全球化资本”面前，甚至一些地方的政府都不无弱势，态度迁就，这就是为什么《劳动法》是一个可以执行不力的法律。
' />年年“用工荒”让我们想到什么？2011-01-19“用工荒”，已经是近年来的一大景观了。2009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尚未消退，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就开始出现了“招工难”，到2010年春节前后，这一现象更是波及更多地区，甚至是一些内陆省份。这样的情形，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首先是民工子女上学问题。1月12日《海峡导报》报道，厦门不少民办小学在寒假过后，将学费集体上涨。近年来，一些城市的学校迫于政策压力，并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拒绝接受民工子女了，可还是换着各种马甲收费，加重了民工子女的入学负担。加上物价上涨的经济生态，不少民办学校本身的生存压力大，涨学费也是迫不得已。于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本问题，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部分民工忍痛离开。
此时，地方政府应当更有作为。不论是督促、引导用人单位涨工资也好，还是政府对学校、家长直接补贴也罢，都不应该让民工子女上学面临新一轮困境。
其次是地方职能部门工作状态。目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之间仍存在不少问题。尽管招供工形势不容乐观，但在一些用人单位自身仍存在管理不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用人缺乏发展眼光等现象；而对于求职者，却存在好高骛远、盲目跳槽、过分观望等。无论哪一方，都需要职能部门合理引导的。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北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10年武汉市423个职位（工种）的工资指导价位。无疑，这是在对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积极引导。从现实看，工资多与少的权衡，更在于用人单位是否愿意遵循指导价行事。对于用工缺口过大的厦门市，能否把发布工资指导价看成是对用人单位的督促，从而做出一些“指导动作”来？
其三是用人单位自身存在的管理问题。现在用工紧缺，但还是有些熟练操作工、技术工。但在一些企业，领导不懂得用发展的眼光用人，宁愿到外面招聘新人，也不会提拔、培养老员工，导致一些内部人才得不到发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从而造成流失。
最后是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劳动环境。今年以来，“工资共决”、“年休假”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些至今没有落到实处，工资待遇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恶劣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尤其是年底，一些企业基础性的工作没做好，倒想出不少歪门邪道的“留人”的昏招，比如扣发年底一个月的工资、年终奖拖到年后发放等等，这些都从心理情感上伤害了工人，导致员工对企业产生不信任，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员工的流失。
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是不是到时候该反省反省了呢？
' />岁末年初，又听“用工荒”的呻吟声2010-12-27类似的报道，我们都习以为常，它就像顽疾关节炎，一变天就会痛，不痛倒不正常。所以，一到逢年过节，比如年底或年初，“用工荒”的呻吟声就会此起彼伏，其悲切程度一年甚于一年，可以推断绝不是无病呻吟，是真的老毛病“关节炎”按规律发作，且痛得很。
对于“用工荒”，专家可能会用多达几十个的角度来阐述问题，最后把人绕晕了事，所以笔者不想引用专家的话，韩寒都说了：他们没有一个问题能在20句话内解决。还是当事者人力资源工作人员的话简单明了一语中的：应对年底的“用工荒”，关键还是要提高企业员工的待遇。一家餐饮店的老总则举例证实该观点：该企业今年的年终奖提高了20%，一些员工本来要走的，因为这个原因又留了下来。
因此，各企业在阵阵呻吟的同时，是否也该扪心自问：我的待遇是不是偏低，另外，我对员工怎么样？
厦门是个旅游城市，餐饮业是厦门经济的重要部分。所以，要敢于打破中国一些餐饮业的“铁公鸡”做法，适当提高一下员工待遇。当然，一下子要求“铁公鸡”掉很多毛也不现实，政府也可以给以适当的支持和监督。
离年关还有一个月左右，厦门餐饮业就发出了它的第一声呻吟。按往年惯例，此呻吟声将如大合唱，声音渐转高亢，因为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这个合唱队。未雨绸缪，希望相关企业还是平时对员工好一些，当个好东家，留住好员工。（来源：海峡导报）
' />福建企业出现“用工荒”是个伪命题2010-12-13时下，“用工荒”这个词语又开始流行了。如在福清，两年前，华冠光电公司一贴招工启事，很快就有百余人前来竞聘二三十个岗位。今年应聘者却寥寥无几。并且福清不少中、小型制造类企业，也面临着同样境遇。而对于制造类企业来说，一线生产工人犹如企业的血液一般。尤其在经济回暖后，企业订单数量大幅增加，许多企业因缺工而影响生产，不少企业因身陷招工困局，产量大幅降低。乍看，“用工荒”确实已经来临，但在笔者看来，提出“用工荒”，不准确，甚至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我国目前根本不存在“用工荒”。若出现了“用工荒”，那就是说，我国劳动力已经供小于求了，这就意味着我国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了。这显然与我国现实情况不符。因为我国还有大量的下岗职工和大学生无法就业和再就业，就业压力仍然很大。有数据显示，今年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力将达1500多万人，加上失业人员和“40、50”人员等，我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总人数将超过2400万。再加上今年的高校毕业生600万以上，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压力仍然在加剧，怎么能说我国无劳动力可用了呢？仅福建而言，出现所谓的“用工荒”，正如报道所说，一是来闽务工者，有一半以上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现在中西部地区大开发后，工资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异在缩小，为此大部分务工者选择就近就业；二是福建企业的工资竞争力跟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有一定差距，许多人更愿意去这些地区就业；三是如今以80后和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太愿意做普工，劳动力供应总量下降，也给企业招工带来一定影响；四是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民工的技能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许多农民工又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导致用人单位难以招到合适的人才；五是劳动力的供需信息不对称，如企业用工的信息和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愿望对接不上，导致企业一时难以招到人。可见，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根本不缺劳动力，缺乏的是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因而，“用工荒”是个伪命题，无论是靠市场经济来解决，还是靠行政权力来解决，都“无解”。
厘清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人力资源调控和经济、政治决策等大问题。为此，窃以为，若还不在人才和产业结构升级上做文章，不打破阻碍人才流动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不发挥民间人力资源机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企业仍然会感到所谓“用工荒”。
' />高工资“长工荒”倒逼企业转型2010-12-17农民工工资大幅提高后，用人单位依然遭遇招工难，尤其是“长工荒”，笔者认为，原因不在于农民工，而在于用人单位。
不可否认，一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不算低，用工工资由5元/小时提高10元/小时，增幅可不低。但是，必须看到，这所谓的高工资实际上是建立在超长劳动时间基础之上。按照10元/小时的工资标准计算，2000元的月薪建立在每月劳动200个小时基础上，3000元的月薪建立在每月劳动300个小时基础上，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劳动时间，实质上已经违反了《劳动法》。
然而，作为农民工主力军的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观念发生了大转变，他们受教育程度远高于第一二、第二代农民工，普遍是初中、高中毕业，他们对于工资收入要求也不再像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那么高，更看重工作质量。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宁可从事低工资但低劳动强度的第三产业的工作，也不愿意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事高工资、高劳动强度的工作，这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使得建立在超长劳动时间基础的高工资工作在新生代农民工面前失去吸引力。再者，即使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为了暂时有份安定，也只不过把这份工作当成过渡性工作，毕竟他们内心深处就不愿意从事高强度的工作。一旦遇到他们认为理想或合适的工作，就会立马跳槽，辞去这份高工资工作，这是广大新生代农民工宁愿选择低工资可随时跳槽的零散工，也不愿意选择高工资的“长工”的根源。
高工资“长工荒”其实又一次警醒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倒逼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企业要消除招工难，一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政策，降低工人的劳动时间，不能把高工资建立在长劳动时间基础上。另一方面企业必须转型升级，提高技术含金量，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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